2023年11月，一封来自上海的感谢信送到了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三庭，信中写道：“正是因为法官的专业与高效，我司在庭后一个月内就收到了百万赔偿款！”

这宗起诉标的额为500万元的侵害商标权民事纠纷案，合议庭跨省千里，历经三次开庭，最终促成各方达成和解，为外资企业挽回经济损失。

员工“另起炉灶”，贴牌伪冒产品对外销售

某高国际集团成立于1876年，在近75个国家生产经营上万种化工产品，其子公司某高股份公司的“某高”品牌驰名中外，广受业界与消费者的好评。

2011年，廖某、李某入职某高股份公司旗下的企业任销售岗位。几年后，两人决定合伙，以隐名投资的某通公司名义，在外购入大批量同类化工产品，私自“贴牌”伪装成“某高”品牌，利用在任职公司的销售渠道“真假混卖”换取高额利润。

仅在两年间，某通公司总计购进价值750余万元的假冒“某高”品牌产品予以售卖。案发后，上海公诉机关起诉廖某、李某。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廖某、李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，目前在上海当地监狱服刑。

维权路漫漫，法院及时厘清“障碍点”

从立案、侦查、起诉到审理结束，历时近四年，某高股份公司最终拿到刑事判决书。

 “虽然廖、李二人受到了应有的刑事惩罚，但其侵权行为已严重影响了公司品牌形象，客户订单明显减少，这没办法通过刑事判决弥补！”某高股份公司表示，采取民事诉讼向侵权人索赔，是挽回经济损失的唯一途径。

2023年3月，某高股份公司向法院诉请要求某通公司、廖某、李某以及显名股东等5名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。

东莞第一法院民三庭受理该案后，第一时间厘清案件审理中可能存在的“障碍点”。“庭前送达”是第一道难关。案件涉及多个被告，有的在上海服刑，有的身处外地，有的仍在东莞。承办法官吴丹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被告下落，最终成功送达到全体被告。

“毫无疑问，这个案件要去上海开庭，而全体被告又无法实现在一处一次性开庭。所以要在庭前做足‘功课’，让当事人少跑路。”最终，合议庭采取“分开开庭，串联庭审”的方式审理。

在动身前往上海前，合议庭召集原告和监狱外3名被告的代理律师开庭，深入了解原告提出的调解方案和被告的偿还意愿及其赔付能力，3名被告表示愿意作出一定赔偿。

这是该案的初次开庭。

三场开庭调解后，最终握手言和

吴丹表示，当下知识产权犯罪具有网络化、隐蔽性的特征，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和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以准确查明。“如果适用法定赔偿标准，往往难以满足权利人的赔偿主张，这也是本案的难点所在。”

原告坚持认为上海公安掌握侵权人获利情况的相关证据，对其主张的赔偿数额起决定作用。对此，吴丹决定先调查，再开庭。2023年8月，合议庭奔赴上海，找到当地公安调查取证，调取该刑事侦查案卷及核心证据，确认了侵权人购入假冒产品的成本。

至此，该案有了突破性进展。“确认了侵权成本，就以此为调解突破口。”合议庭决定一边开庭一边调解，努力缩小双方赔偿金额差距，提高被告的赔偿积极性。

在上海的周浦、宝山监狱，该案分别第二次、第三次开庭。

 “如果仅是按照法定赔偿，赔偿金额与公司实际损失肯定是不匹配的。”某高股份公司想全力弥补经济损失。

 “公司索要经济赔偿我能理解，但在监狱里面，我和家人都无法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来。”

 “我已经离婚了，如果能联系上我的前妻，可能她会愿意帮忙。”

廖某、李某当庭表达悔意，但明确表示赔偿能力有限。

 “另外3名被告都同意拿出部分钱赔偿，如果你们也凑一凑，就容易解决了。获得原告公司谅解也利于你们争取减刑。否则，将来还得面临强制执行，影响以后工作和生活。”吴丹给被告做思想工作，多方角度分析利弊，引导双方化解恩怨。

返莞后，吴丹抓住“侵权人愿意赔偿”的破局点，继续联系各被告或其家属，协调调解方案，并说服原告给予被告筹款时间。三周后，吴丹召集各方到庭面对面协商，反复商榷。最终，原、被告在第四次开庭前达成调解协议，确定5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0万元，被告履行完毕，某高股份公司撤诉。

高效能动司法，优化知产保护大环境

 “侵权人在经历了刑事退赃、罚金等程序后服刑，一般不愿或已无力再赔偿。且民事赔偿判决若在执行中遇阻，权利人的经济权益将难以兑现。”吴丹向记者介绍知识产权维权过程中常见的痛点。

该案审理先后克服了送达、开庭、调解三大难关，充分体现法院对知识产权的充分尊重和倾力保护，让侵权者付出代价，更让受害者挽回损失，为广大权利人坚持研发创新建立信心。

记者了解到，近年来，东莞第一法院狠抓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提质增效，致力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，并协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设立全国首家调解许可服务站，推动版权纠纷诉源治理。2023年，该院共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489件，涉案标的额超1.2亿元，实现86.75%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快速化解。（记者 吁 青 通讯员 陈栩彤 吴 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