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网深圳2月9日电（记者周科、李晓玲）当无人机携带外卖从天而降，当无人车满载包裹穿行地铁，这些昔日的科幻场景正逐渐融入深圳市民的日常生活。在这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，是法治的坚实引领与保障。

2025年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继续以“闯”的精神、“创”的劲头、“干”的作风，聚焦新兴领域，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，为深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厚植法治沃土。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在特区的生动实践，自1990年深圳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市人大常委会以来，这座因改革而生、因开放而兴的城市，在立法、监督、代表工作等各领域大胆探索、先行先试，为深圳经济特区创造发展奇迹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贡献了宝贵的“深圳经验”。

以“改革立法”塑制度之形

特区发展早期，一直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探索突破，都亟需法治的确认、规范与护航。

1990年12月23日至29日，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，选举产生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。这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正式设立，标志着深圳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，也为即将到来的重大立法使命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。

改革的浪潮奔涌，呼唤更直接的法治动力。1992年，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，如一把“金钥匙”，正式开启特区在遵循宪法、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，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，自主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新纪元，解决了改革开放前沿“敢闯敢试”却时常“无法可依”的紧迫难题。

获得授权后，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即行动，首要之举便是规范自身立法活动。同年，《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规定》出台，确保特区立法权从一开始就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。这不仅是深圳行使特区立法权的首部法规，更彰显了立法者自我约束、奠定良法之基的清醒认识。

彼时，中国正经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。革除旧体制弊端，核心在于确立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。深圳立法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作为首要战场，锋芒直指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。

1993年，《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》和《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》出台，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确立公司的法律人格和治理框架。

“条例中关于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科学管理等创新规定，如同‘惊蛰春雷’，催生第一批规范化市场主体，为国家公司法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‘深圳实践’和关键的制度样本。”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谢志岿说。

制度创新需要系统推进。在塑造市场主体的同时，深圳立法者的目光也投向了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与约束，致力于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。

同样是1993年，深圳率先在政府采购、企业登记管理等领域进行开创性立法，旨在以法治规范政府这只“有形之手”，强化公共财政监督，从源头上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。

这一时期的深圳立法，在勇闯经济改革“深水区”的同时，也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前瞻视野与平衡智慧。立法不仅服务于经济增长的“快变量”，也开始关注社会文明、生态保护等关乎长远发展的“慢变量”。

1994年，面对城市快速发展中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现实矛盾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毅然作出保护福田红树林的决议，力主道路为鸟让行，修建全国首条环保隔音墙。这份早期决议，体现的是发展理念上的超前抉择，为深圳种下了一颗珍贵的生态文明种子。近三十年后，当全球首个“国际红树林中心”落户深圳，这片城市腹地的“绿宝石”熠熠生辉，正是对当年那份远见与坚守的历史回响。

1995年出台的全国首部无偿献血条例，则以立法倡导公民奉献，彰显特区在推动经济腾飞的同时，对社会公益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推进。

“这一时期，深圳立法从无到有，从聚焦经济基础到触及上层建筑，以‘试验田’的魄力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‘大厦’浇筑了第一批关键的法治‘柱石’。”谢志岿说，自诞生之日起，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便肩负着为改革开放“铺路架桥”的历史使命。

以“创新立法”积发展之势

进入新世纪，深圳发展迈向更高阶段，市人大常委会的履职重心也随之升级。

“从搭建基础制度框架，转向推动科技创新、优化治理、保障民生等更为广阔的领域，立法更具系统性、前瞻性和针对性。”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说。

聚焦创新驱动，为产业升级“立法护航”。2001年，《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》出台，以“小政府、大服务”的理念重塑园区管理模式，释放创新活力。这是立法引导产业布局的早期范例。

随着创新成为城市主导战略，立法保障愈发强劲。2017年的人才工作条例，以法定形式设立“人才日”，广聚天下英才；2020年的科技创新条例，硬性规定市级科技研发资金中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，力补源头创新短板；2022年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、2023年的光明科学城发展促进条例等，更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，为深圳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的制度布局。

聚焦重大平台建设，先后出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、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投资者保护条例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条例等法规，在跨境金融、科技创新、法律服务、治理模式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制度安排，致力于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，显著增强了重大平台的集聚辐射和引领带动能力，为深圳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了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环境。

聚焦治理现代化，为深化改革“破除藩篱”。深圳深知，改革进入深水区，需要法治划定航道、激励担当。2006年的改革创新促进条例，首创“试错免责”机制，为改革者披上“护身甲”，从制度上鼓励大胆闯、大胆试。

在规范权力运行方面，深圳持续创新监督方式。2003年率先审议绩效审计报告并随后制度化，推动财政资金“问效”；2019年创新建立计划预算“四审”机制，将监督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，让政府“钱袋子”更透明、更高效。

聚焦民生福祉，为社会建设“夯基垒台”。立法为民，是人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。从2018年出台食品安全监督条例，打造“圳品”城市品牌，到2020年制定健康条例、2022年制定学前教育条例，推动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。出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规定、绿色金融条例，以法治之力守护绿水青山，一系列立法直指人民群众“急难愁盼”，体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。

聚焦优化营商，为市场活力“松绑加油”。2012年，深圳出台全国首部商事登记法规，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，“先照后证”“一址多照”等创新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；从2020年率先为个人破产立法，给予“诚实而不幸”者重生机会，到同年对标世界银行标准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，标志着深圳在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上进入新阶段。

“这一时期，深圳立法实现了从‘探索奠基’到‘系统构建’的跨越，立法与改革决策衔接更加紧密，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愈发凸显，为深圳高质量发展积蓄了磅礴的‘法治之势’。”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陈家喜说。

以“先锋立法”闯未来之路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党中央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崇高使命。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站上新的历史起点，立法更具标杆性、突破性和开放性，致力于为国家层面制度创新提供“深圳方案”。

在前沿领域立法上“率先突围”。面对无人区，深圳立法敢当“开路先锋”。2022年，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破解“车上路、权归谁、责谁负”的普遍性难题，为新兴产业扫清障碍；2023年，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再度首发，为“空中之城”规划法治航线；2025年，促进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发展若干规定瞄准“万亿赛道”，助力抢占生物经济制高点。

“这些立法无不紧密围绕未来产业，以制度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。”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局长张林说。

在立法工作机制上“向下扎根”，民主立法的根系愈加深厚。从2014年首个“立法联系点”正式揭牌，到2024年福田区人大常委会成为全国经济特区城市首个“国家级”基层立法联系点，民意直通立法机关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彻底打通。

此外，2011年上线的选民登记信息管理系统，以及2021年实现的全市选民联网手机登记，则以数字技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，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特区“触手可及”、真实可感。

在区域协同治理上“向外探路”。2025年出台的《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若干规定》，是深圳第一部区域协同立法。它打破行政边界，与东莞携手共治，为跨市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提供可复制的立法范例，展现深圳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大局意识和创新担当。

在坚持党的领导上“持续用力”。深圳市委高度重视人大工作，2022年召开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并印发实施方案，2025年又出台措施发挥人大密切同群众联系的带头作用，党的领导为人大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。

人大监督也靶向更准、韧性更强。2025年针对政府投资项目“结算决算难”出台全国首部相关决定，督促政府带头支付企业账款；同年，积极回应市民群众热切期盼，围绕提升医疗治疗水平打出“组合拳”，开展专项监督，深入调研与科学论证，出台《关于突出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进一步提升医疗治疗水平的决定》，为深入推进健康深圳建设、实现“病有良医”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。

截至2025年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共制定法规277项，其中经济特区法规235项，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开全国先河，填补了国家相关领域立法空白。

“从开路到引领，从试验到示范，深圳人大工作的每一步前进，都紧扣着时代的脉搏，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旺盛生命力。”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表示，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继续以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，谱写履职为民的崭新篇章，为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